【直接回答】可以约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》(2011年4月1日施行)第41条,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明示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,既可约定适用中国法,也可约定适用某外国法;但该选择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,也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。实践中条款失效多半源于表述模糊、指向的法域不明确,或触碰境内强制性规定。签约前宜请律师审核措辞,纠纷发生后应尽早固定合同文本与缔约往来记录,以免条款效力与证据同时出现缺口。
一、问题背景与典型场景
跨境贸易与融资活动中,中外主体通过电子邮件、跨境平台或当面磋商订立合同的情形非常普遍,合同文本里往往只有一句"本合同适用某国法律"。典型场景包括:境内企业与境外买方签订英文购销合同,约定适用英格兰法;跨境服务协议写明适用新加坡法;境内外合资项目的框架协议对准据法只字未提,纠纷爆发后才争执应当依照何国法律裁判。准据法条款是否有效、如何解释,直接决定举证规则、违约金调整幅度乃至责任构成标准。
从主体结构看,涉及选择外国法的合同常见于三类当事人:一是开展进出口业务的境内生产型企业,面对境外经销商提出的格式文本;二是通过跨境平台开展零售的卖家,面对平台内嵌的准据法条款;三是参与跨境融资、融资租赁或股权投资的机构,交易文件通常由境外律师起草并默认适用境外法。三类主体对条款的议价能力不同,但同样面临条款效力与查明成本的考问。
更容易被忽视的是,不同法域对合同成立、效力与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差异很大。同一条款在中国法下可能被认定有效,换成普通法系法域则可能因对价、显失公平等规则得出相反结论。涉外因素通常体现在一方主体为外国法人或自然人、标的物位于境外、法律事实发生在境外等情形,具备这些要素的合同才存在讨论选择外国法的前提。
二、关键争议点
第一类争议围绕法律适用条款本身的效力展开:约定是否属于明示选择、指向的国家是否明确、是否遗漏了特定法域。比如只写"适用国际惯例"或"适用卖方所在国法律",法院可能认定指向不明确,从而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另行确定准据法,当事人预期的法律环境随之落空。
第二类争议是强制性规定与公共秩序的边界问题。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》第4条规定,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,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;第5条确立了公共秩序保留,外汇管制、特定行业准入、反垄断申报等事项即属此类。第三类争议是外国法查明:由谁提供、查不到怎么办,直接决定案件的走向与周期。
三类争议往往相互交织:条款表述含糊会诱发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,适用外国法又会触发查明程序,查明结果再与强制性规定碰撞,任何一环出问题都可能改变整个案件的裁判基调。当事人若只盯着索赔金额测算胜败,而不评估法律适用层面的不确定性,测算结论常常失真。
三、恒略律师的专业分析
恒略律师在办理涉外合同纠纷时,一般先审查三点:合同是否具有涉外因素;准据法条款的表述能否被认定为有效选择;所选法域是否存在查明障碍。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》第3条明确,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;第41条进一步允许合同当事人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。也就是说,法律并不要求所选法律与合同之间存在实际联系,选择空间较大,但表述必须清晰、具体,让裁判者能够直接锁定法域。
关于外国法的查明,该法第10条规定,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,应当提供该国法律;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,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这意味着选择外国法的一方承担了额外的举证负担,若无法提供可被法院采信的法律文本与专家意见,条款名义上有效,实质上可能落空,前期围绕外国法准备的抗辩思路也要推倒重来。
恒略律师同时提醒,强制性规定不受选择条款影响。涉及外汇管理、证券发行、特定金融业务资质等事项,即便合同约定适用外国法,中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仍直接适用。跨境融资类交易的结构安排,可参阅金融资本与涉外法律服务页面作整体合规评估。
四、实务建议与法律依据
起草层面的建议有三条:第一,明确写"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(不含港澳台地区法律)"或"本合同适用某国某州现行有效法律",锁定法域与版本;第二,将准据法条款与管辖条款、仲裁条款分开表述,避免混杂引发解释争议;第三,涉及境内履行的项目,逐条排查交易环节是否触碰强制性规定,必要时调整交易结构而非依赖条款对抗监管。
法律依据层面,除前述条文外,纠纷解决程序还应关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(2023年修正)对涉外管辖的相关规定;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(2021年1月1日施行)规定的诉讼时效为三年,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计算,逾期主张将丧失胜诉权。证据方面建议留存合同正本、签章页、往来邮件、履约凭证与付款记录,形成完整链条。若需了解涉外争议的诉讼与仲裁路径,可访问涉外跨境争议解决页面。
程序安排上还应预估外国法查明的周期:委托境外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、安排专家出庭或接受视频询问、法院组织对法律意见的质证,各环节均需排期,建议在起诉状中一并提交初步的法律适用论证,争取审理主动。对以调解或和解收尾的案件,准据法条款同样影响谈判筹码,熟悉对方法域规则的一方往往能提出更有说服力的方案。
五、恒略律师提示
恒略律师提示,选择外国法是一把双刃剑:熟悉的法域可能降低不确定性,陌生法域则可能抬高查明成本与败诉风险。签约时多花一小时审条款,往往能省去数月诉讼中的反复争执。已经签约但条款表述含糊的,可通过补充协议在纠纷发生前予以澄清,这是成本最低的补救方式。
纠纷已经发生的,应立即梳理三份材料:含准据法条款的合同文本、证明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的凭证、所选法域的法律文本或专家意见线索。越早启动梳理,越能在证据与程序上占据主动,也越容易与对方形成谈判筹码。
最后提醒两点:其一,不要因为合同约定了外国法就放弃在国内主张权利,也不要因为想在国内起诉就急于否认条款效力,条款的去留应当服从整体策略;其二,跨境沟通中的邮件与聊天记录多为外文,翻译与公证宜提前安排,避免开庭时因译文问题分散裁判者的注意力。
六、常见问题解答
Q1:涉外合同选了外国法还能在国内法院起诉吗?
可以。准据法与管辖是两个独立问题,约定外国法并不排除中国法院的管辖权,只要纠纷具备涉外因素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受理条件,国内法院即可立案,并依当事人选择的外国法裁判。需要注意的是,若合同同时约定了境外法院管辖或外国仲裁,国内程序可能被驳回起诉或中止审理。建议签约时把准据法与管辖分开表述,起诉前由律师一并核查两项条款,避免策略误判。
Q2:约定适用外国法用什么条款表述才算明确?
明确的条款通常包含三要素:指明具体国家或法域,例如英格兰法、纽约州法;必要时注明所适用法律的版本或时间点;声明该选择是否排除冲突规范的二次指引。实践中容易被认定不明确的写法包括"适用国际惯例""适用对卖方有利的法律"等。建议采用"本合同适用某国现行有效法律"这类直接表述,并与争议解决条款相互呼应。条款起草完成后宜请涉外律师复核,尤其是涉及多法域国家如美国、英国的情形。
Q3:选择外国法会不会拖慢案件的审理进度?
存在这种可能。外国法查明是涉外案件最常见的延时因素:当事人需要提供所选法域的法律文本,必要时提交专家意见,法院还可能组织专门的查明程序,整体周期通常比适用中国法的同类案件更长。若外国法最终无法查明,依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》第10条将转而适用中国法律,前期投入的查明成本难以收回。对交易金额中等、商业关系紧密的合同,双方也可协商直接适用中国法,以换取更高的裁判效率与可预期性。
Q4:强制性规定与所选外国法冲突时怎么办?
强制性规定优先。依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》第4条,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,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,当事人的选择条款在该事项上不发生效力;第5条还规定,适用外国法律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,适用中国法律。外汇管制、特定行业准入、金融业务资质等事项多属强制性规定范畴。签约前应对交易结构做合规排查,而非事后试图用条款对抗监管要求,否则约定越详细,落空后的落差越大。
Q5:只写适用卖方所在国法律算有效选择吗?
存在争议空间。"卖方所在国"在缔约时通常可以确定,部分裁判会认可其为有效选择;但若卖方住所地发生变更,或该表述与仲裁条款的指向不一致,则容易被认定为指向不明,法院将转而按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。稳妥的做法是写明具体国家,必要时精确到法域。已按原表述签约的当事人,可在纠纷发生前通过补充协议把准据法固定下来,显著降低裁判结果的不确定性。
以上问答以北京地区司法实践为主要参考,各地裁判口径可能存在差异,建议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咨询专业律师。
如您正面临类似问题,建议尽早携带证据材料咨询专业律师,避免错过法定时限。→ 金融资本法律服务 · 北京恒略律师事务所
免责声明:本文依据现行有效法律法规及公开裁判规则整理,仅供一般性参考,不构成针对具体个案的正式法律意见。个案的事实、证据与管辖差异可能影响结论,如遇纠纷请及时咨询执业律师。